據經濟之聲《央廣財經評論》報道，“中國式過馬路”這個話題其實已經火了很長時間了，所謂“中國式過馬路”，其內涵核心其實就是一句話，“不管紅綠燈，不管斑馬線，湊夠一撮人就可以走”，形象、直觀，卻讓人無奈。

   現在有地方對“中國式過馬路”動起“真格”了，從3月1號起，浙江省公安廳對“中國式過馬路”實施“零容忍”管理，20天以來，浙江已處罰“中國式過馬路”近萬起，其中闖紅燈八千二百多起，不走人行橫道一千六百多起。

   20來天處理近萬起行人違章，從數量來看并不少，但據浙江警方說，由于警力有限，加之違法行為數量大，這些被處罰的行人多數都是違章過馬路的帶頭人。言外之意很明白，違章的人太多，根本管不過來。

   對于“中國式過馬路”的現象，社會各界議論頗多，譴責者有之，理解者有之，庖丁解牛般分析者也有之。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聲音就是“治亂象，用重典”，也就是重罰每一個不守規(guī)矩的行人，而浙江也正是這樣做的。

   不過，在浙江的實踐中我們也應該看到，“中國式過馬路”只靠嚴管罰款是無法根治的，其他方面的措施也必須跟上。此外，在我們譴責中國式過馬路的同時，是不是還應該考慮這樣幾個問題：現在越來越寬的馬路，老百姓過起來容易嗎？街頭的紅綠燈在為汽車通行設計時，考慮過走路老百姓的習慣嗎？要解決“中國式過馬路”，要做的事很多，但首先要讓老百姓的馬路過得方便、過得容易。

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、中國周刊總編輯朱學東，評論此話題。

   朱學東：嚴管行人過馬路并不過分，浙江并不過分，只不過是在依法執(zhí)法行為。浙江的成果顯著，但成果能否持久是另外一回事。

   朱學東認為，浙江的這種行動是不可持續(xù)的。

   朱學東：第一點，警力有限。第二點，中國社會是轉型中的社會，城市中很多人口來自農村，交通管理設施不是為農村人設置的，主要是城市人的產物，大部分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的人都沒有受過良好的訓練和教育，很多人連紅綠燈都沒有見過，所以他們到城市來靠個人模仿學習，所以運動式解決方法是不可持續(xù)的。

   目前的階段，我覺得是杜絕不了“中國式過馬路”的，因為城市交通設施主要是為強勢的交通工具汽車來設計的，腿腳不靈便的一個紅綠燈也過不去，不闖紅綠燈怎么辦？光靠罰是解決不了問題，雖然法律規(guī)定可以罰，但過去從來沒有罰過，這是搞運動時處理一下，法律的威權得不到保護，大家就心照不宣該過就過，所以我們經常講法不責眾。

已處罰的近萬起“中國式過馬路”中，闖紅燈八千二百多起，不走人行橫道一千六百多起。也就是說，和信號燈有關的行人違章占到了“中國式過馬路”的八成以上。朱學東認為，這也說明交通設施的規(guī)劃和設置不合理，在客觀上助長了“中國式過馬路”。

治理“中國式過馬路”應該先從哪兒入手呢？朱學東表示，首先應該是引導，而不是重罰。

朱學東：我覺得首先是引導而不是重罰。全國各地的城市都有交通協(xié)管員，他們的責任是負責疏導和引導，這一過程中要調整地面交通設施，讓他們更好地為行人服務，如紅綠燈設置上，是不是過馬路時間稍微長一點，馬路在建設時否考慮到人行橫道、地下通道，考慮到行人的習慣，而不僅僅考慮汽車。另外，我們要加強宣傳，目前對新城市居民的宣傳基本上是沒有的。只有這個前提之下才可以講重罰。